到九所工作时，彭先生已回到了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当时听所里的老同志讲，搞核武器，我院有两个泰斗，一个是搞理论的彭桓武，一个是搞实验的王淦昌。王淦昌先生当过副院长，曾长期住在院机关老点，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在路上远远地望见过他，当时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的白头发老头，架着一副眼镜，挺严肃的。而彭桓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则充满了神秘。

　　时间一长，彭先生的事情就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据说他有一件非洲出产的长羊毛大衣，从头到尾是用一根毛线织成的；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问题，中午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是难得的休息时间，他休息的方式是从走出办公楼开始，就踢着一粒小石子，一直踢到食堂；他奇特的装束和举止，曾几度被公安人员“请”进派出所，由于保密不能说工作单位，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在被羁押期间，出现单位找不到人着急，他回不了单位着急的经历；最让我震撼的是，当有记者采访他，问及他为什么回国时，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而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87年，于敏先生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所里号召开展学习于敏，宣传部门为了配合活动的深入进行，筹划了对王淦昌、彭桓武和周光召进行采访。刚从科研室调到宣传部不久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

　　4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人，除了宣传部的陈云尧、侯艺兵和我之外，还有工会的周德忠、组织部的杨绪河，驱车来到了中关村科学院的住宿区，找到了彭桓武先生所住的单元，拾级上至二楼，敲响了他的房门。

　　门开处，是一个扔在人堆里很难分辨出来的老头：中等身材，穿一身略显过时的蓝色中山装，长年伏案，使他背有些微驼，看人时会稍稍仰起面孔，眼睛不大，却闪烁着一束掩饰不住的睿智光芒。

　　这就是传说中的彭先生吗？

　　他忙着与我们中那些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打着招呼，不大的会客室立刻洋溢起久别重逢的亲切气氛。我忙着寻找室内墙上的电源插孔布线，接录音机电源，放置话筒。我的工作是为这次活动做好录音。当时的录音设备很简陋，是一部夏普-700型双卡收录机，加上两只话筒，话筒架、电线、信号线一大堆，一个人都拿不了。

　　一俟大家坐定，由宣传部部长陈云尧开始提问：

　　“彭先生您好！于敏同志成为我院第一个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的科研人员，作为他的老师，您有什么体会？”

　　“是啊，向于敏表示祝贺，向九所表示祝贺，向九院表示祝贺”，彭先生目光中流露出欣喜的光芒。这让我联想起秋日的田间，伫立在一片随风涌动麦浪前的农人，望着耕耘一年的田野，迎来丰收喜悦的景象。要知道，彭先生自1961年4月始的十几年里，把一生中最好时节的汗水，都播洒在了九院、九所这块丰饶的科研沃土之上。

　　“但要说起老师，我不敢当。他刚工作，是我让他去做原子核理论，和他一起讨论过工作的内容。但这个工作恐怕完全是他自己做的，没有老师，因为国内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我们是以另一种方式培养他的，他当年就体现出了非常好的科研潜质。后来在九所，也在一起共事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我们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当时核武器是谁也没有搞过，说不上谁是谁的老师。”彭先生以此作答。

　　“我们问过老于（指于敏，这是九所对于敏的习惯性称呼），老于说您是他的老师”，陈云尧紧追不舍。

　　“于敏太客气了。如果非要这样说，我只教过他一点辩证法，也就是科研工作上的方法论。我虽然不会具体的科学，但我会哲学，我可以用哲学，用马列主义来带动研究工作。原子核理论是他自己搞的，他后来工作那么细致，跟他搞原子核理论有关系。这个人很聪明，更刻苦，一点就透”，彭先生似乎在避重就轻，其一贯谦逊的为人处世品格略见一斑。

　　陈云尧又问，“何祚庥和老于他们经常提到你的工作方法，他（指老于）是否学习了你的科研思想方法，分解方法？”

　　“分解方法我教了一下老于。搞氢弹时，定方案回来，我让他分解，分解完了，他就管一摊，这时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去把氢弹公式分解完了，并就这个题目展开座谈。据座谈内容开展研究，去指导所有这么一大片的研究工作，就是当领导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是比较宏大的、相当高级的思想工作方法”，彭先生又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之中，由于谈话内容涉及自己，可以听得出他出言相当谨慎。

　　“和老于共事期间，您认为老于有什么特点，值得我们在科研工作中提倡呢？”提问转换了一个话题。

　　“刚才我说过，这个人非常聪明。但九所聪明的人太多了，可是于敏还非常的刻苦，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于敏是搞理论设计的，理论设计与实验的关系是辩证的，是相互促进的，工作越深入，越到后期，这种关系的作用越明显。于敏能够深入到实验中去，力争把与工作相关实验的每一个过程，甚至于一些关键性的数据都搞清楚，这不是一般搞理论的人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密切联系实际，是于敏工作中很强的一手。”一说起他人，彭先生马上变得侃侃而谈。

　　陈云尧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老于讲，我们仍然要发扬过去大力协同，共同去搞的精神。九院还有优势，一方面，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这支队伍有大力协同的好作风，这个作风是你们老一辈科学家带出来的”。

　　彭先生说：“这个作风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外国人不给，我们自己又不懂，而且还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工作性质就要求你必须大力协同，如果人人都想自己去搞，准搞不出来，因为你不可能包打天下。”

　　陈云尧又问：“彭先生觉得，在我们研究所发扬传统方面，还应该怎么样做？”

　　“具体的是要坚持民主讨论的方法。当初搞原子弹，究竟应该怎么搞，曾经每一个礼拜就讨论一次。这样的讨论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不迷信。美国搞核武器，奥本海默在那里主持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讨论会，这个方法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不管美国、苏联还是英国，正式的学术界，一贯用学术民主讨论会的方法。不过在保密工作中，好像不能够用。但也有用的，奥本海默就用了这个方法”，彭先生略为一顿，“古语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不相信的人，就不要用。他已经在保密圈内，就可以公开讨论。所以还是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大家都参加讨论。这个方法，有利于把权威和迷信打掉。”

　　“听说除了科研工作之外，您还管过科学院的经费审查?”访谈如同进入了拉家常。

　　“是啊，科学院基金小组长任期四年，我当组长时，把它改为任期二年。凝聚态研究组的组员任期四年，我规定组长任期二年，头一任是我，现在是第四任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说到底，还是要发扬民主。我曾说过‘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咱们过去的特点是：不迷信国内或国外的权威，不屈从。主要是靠集体的实践为基础，用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让大家吸收并消化，是集体创造成果，使每个人都能发挥积极性，再实践、再创造。当然，集体也有个领导核心，经常研究进展，明确目标分解课题，组织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协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还要注意到纵深配备。‘日新，日日新’不用过多解释，按照‘集体、集体、集集体’的方法去做，成果自然就‘日新、日新、日日新’了。

　　“当然，‘日新，日日新’也包括干部使用制度。专家不可能专得很多，只能专某一部分。比如说，理论物理我还比较全面一点，那也不可能都全。在短时间内，积极的方面可能发挥作用，消极的方面还显现不出来，干几年就换掉，免得消极因素起作用，总是利用人发挥作用的积极方面。现在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研中也有这个问题。大跃进时，有些地方，在经济方面有浮夸，不过对科学研究，大跃进还是起了正面作用。比如群众运动这种方式，把科研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就是特点，应该说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研路线。

　　“核武器工作，在美国要博士才能干，博士才有资格配干。但是咱们是学术民主，讲话时教授和‘小不点’都一样，并且什么大学来的都有，破除了论资排辈。在单位集体里工作，大家配合得很好，这种民主作风有与没有是很重要的。出个主意固然能起一定作用，但是没有人去干也不行啊！有一部分人冒一点尖就行，这是需要的。如果一个单位大家水平都一样，进展就慢了，要有学术带头人。这个层次是：群众路线、学术民主和学术带头人结合起来。”

　　……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临别之时，彭先生随手从台历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了“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十个字，让我们带回去，送给九所的同志们。

　　这次会见虽是短暂的，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永恒的。

　　这个谦和的老者，形似木讷的外表后面，跳动着一颗敏感的心灵。

　　他的卓越，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个出众哲学家。他已把世间万物自觉地纳入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了具体的实践之中，还用其中的一些观点影响了一批与之共事的同僚。他从哲学的高度，对战略上科学研究学科的发展趋势、工作中技术路线的选择、乃至于具体战术及开展工作的方法，都进行了精准的预判，成就了一个可供我们世代科研工作者学习、借鉴的成功范式。

　　他以他的观察，认真分析大跃进，辩证地看这一运动对中国科研的促进作用；他从学术民主，推演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研路线；对于九所应该坚持的科研传统，更是字字玑珠，尽管已是近30年前的谈话，今天拿来，仍然可以直接地应用。严谨的逻辑，缜密的推演，得出的结论，已经经受了几十年时光的考验和验证。

　　彭先生留给世间的，不仅仅是浩渺天际中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不仅仅是他在学术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不仅仅是指导我们事业健康发展的丰厚精神财富；还有那让我们永远怀恋、敬重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