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参加高考之后，在一次父亲（当时是高中语言老师）与我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了彭桓武先生的名字。父亲说彭是一位建树丰硕的归国物理学家，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当然他还提及了其他科学家。我想父亲一定是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些科学家的一些讯息。他还特别提到了不常用的汉字“桓”的结构、读音及大致的意思，这使我对彭先生这个名字有了一点印象。

　　五年后，我从武大物理系毕业，留校当助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些有关彭先生的资料，知道先生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的学生，在薛定谔（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以他的名字命名）任所长的研究所里，与著名的科学家哈密顿、海特勒共同完成了有名的有关量子理论研究，成为当时一位顶尖的前沿物理学家。我顿时对彭先生产生了敬意，这时脑子里自然地浮现出了五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彭先生名字的情景。

　　1963年，我调进了九所理论部，在物态方程组工作。很快，就知道彭先生就在我们所里，这使我喜出望外，我潜意识地想到，我与彭先生真可能有缘，我可以看到他并向他请教了。事情果真如我所愿。1964年在陈式刚先生领导下，我们开展了使用能带理论计算物态方程的研究。老周（当时的周光召所长，我们都这样亲切称呼他）很关心这个项目，多次询问并鼓励过我。可能他希望对此事有更多的关注以及想对像我这样的刚入门者以培养和教育，经他介绍，我第一次面见了彭先生，当时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从此以后，我就常出入他在14号楼的办公室，请教并讨论有关LiD等的量子力学计算，密度泛函理论以及各种凝聚态的问题。当时，所里的人都尊称他彭公，我也是一样如此地崇敬他的。

　　1972年后，他调到了科学院高能所和理论所。我还是常去他在中关村的住所看望和请教，有时所里派我跟车去接他来所里参加学术活动。

　　他的住所面积不大，装修一般，设备简单、普通，工作、会客、吃饭都在那个不大的厅里，厅的四周摆满了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各种期刊杂志和书籍。

　　与他的接触、交谈，有些事情使我终生不会忘记。

　　在LiD的量子力学计算中，遇到了多中心积分问题，我感到很棘手，就去请教彭先生。对此，我们讨论了好一阵子，后来，他说再想想看。过了两天，我再去见到他时，他就把两篇分析性的有关文章出处给了我。我如获至宝，赶紧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复印了下来，使我得到很多有关的知识，解决了一些问题。我心里对彭先生的佩服和感激油然而生。

　　一次在讨论一组微分方程的解时，根据我在学校里学习时留有的印象，应该去查阅专门的手册或者专著，可以找到可以表达的答案，我正准备把想法告诉彭先生时，他就不假思索地、迅速地、一口气把特殊函数贝塞尔函数和一些正交多项式写了下来，满满的一页纸。当时就把我给惊呆了。彭先生的脑子里就好像放着一本不需翻篇的特殊函数表，动手就来，使我无法不崇敬他。这件事，我跟很多同事和后来的年轻人多次说起过，使人无法不钦佩他。

　　我们在很多讨论中，大多事关凝聚态问题的研究，因而都会涉及电子间的交换和关联相互作用的计算。他认为，要使分子的结合能计算精确到实验测量的精度，必须要仔细考虑交换关联能的精确计算，特别是关联作用；若用一些经验函数式的方法去作计算是不能达到要求的。我不知道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预言是与实际结果相符合的。当然这是个很繁复的工作，是要下大功夫的，从先生后来发表在理论刊物上的论文可以看出，他的做法是物理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最成功的成果。

　　彭先生曾多次向我讲过他和他的老师周培源老先生之间的故事。他师从周老先生学习广义相对论，后来他对相对论有着独特的理解和看法。彭先生一生涉猎物理、化学各个领域及其相关的工程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有一点给我印象深刻，即对于已有精确实测结果需要精密计算和只能粗估定性判断方向或范围的两类问题，他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思索路线和计算方法。事实证明，他的作法是行之有效的。作为我们这些晚辈来说，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传承的。

　　一年冬天，我去他住所接他来九所14号楼外西边新建的厅参加学术活动，我先陪他进入报告厅旁边的休息室时，室内有点闷热，不透气，我就快步走到窗前欲打开一扇窗户，窗户还未打开，我的手突然闪电般地缩了回来，一阵疼痛。这一幕布被他看到了，他说了好几句话，你要先站立几秒或先摸摸墙或用钥匙等金属体先接触一下……。他的那种为我难受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犹新。

　　几次在中关村先生的住所的餐桌上，我都见到了他吃剩的或将要吃的一种饼，我估计是一种未发过酵的死面饼，看上去又干又硬，估计是他的保姆做的。我就问他，您就吃这个，他说是啊，有嚼头啊。说实在的，我都不想吃这种又干又硬的饼。彭公对自己的饮食是很不重视的，更谈不上讲究了，保姆做什么，就吃什么，只是自己加热一下。在14号楼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个铁壳做的盒子，里面放了一些饼干，也并不是什么好的或高级的饼干，有时候还拿出来问我们吃不吃，他说饿了的话，就吃几小块。

　　记得在60年代末，他有高血压病，高压经常会高至160mmHg以上，但自己没感觉到什么。在我当时看来，他并未把这当回事，该病就一直伴随着他。90年代末，先生已是80多岁的高龄，几次见到他时，他都十分轻松、自然、高兴地对我说，他常常独自一人乘坐公交汽车去那些附近的公园走步，坐坐、静心思考问题，或者一个人在住所附近的街道上溜达，去清静清静，有时还会走得较远，同样是为了恢复精力，清醒脑子，好想事儿。我想他从未认为或想过自己是一位名人，大家或大师，只要感觉自己的身体还力所能及或勉强能行时，他就不会去或不愿意去触动所在的单位或周围的任何人，他就这样默默地做着他愿意做的事情，过着一种普通人过的生活。

　　彭公的家庭生活是十分不幸的，疾病过早地先后夺走了他夫人及唯一爱子的生命，使他经受了一个接着又一个的巨大打击，最后的漫长岁月是先生一个人渡过的。但是，他坚强、豁达、乐观，战胜了这些悲伤和痛苦，照样地工作和生活。他助人为乐，诲人不倦，研究不止，自寻其乐直至最后，这就是我们的彭公。

　　我总是在想，我从听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事迹，和他相遇，与他接近，到同他进行深入的交流，接受他的教诲，冥冥之中，我与先生之间是有缘分的。彭公是我心目中的大家、大师或公，先生永远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