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上午九时，我到八宝山去参加彭桓武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见到他的遗容。觉得才半年多不见面，就显得消瘦不少，更沒有想到彭先生会走得这样快。原打算正月初三去他家中拜年, 因为我们每年一般会在“五.一”、“十.一”、“春节”去看望他老人家，他也很喜欢我们去聊天，无拘无束地、山南海北地随便地谈，每次去都从他的谈话中我们获益不小。事前打电话预约，无人接。有一种不好的预兆，是否彭先生身体不好住医院去了？果然，经人证实，说春节前就住进医院，而且这次情况不妙，呼吸困难，已将气管切开，真是凶多吉少。沒有想到他于2月28日就离我们而去，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这样结束了人的一生。
92岁高龄，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不算短。已超过他自己的粗估公式：86加或减4。他曾经对像他这样解放初期回国的一批老科学家活的平均寿命做出估计，根据统计数据得出一个统计规律是在90岁与82岁之间。他说王老（指王淦昌）是90岁去逝的，还有某某、某某，所提的名字我记不清了，都在他粗估公式范围之内，所以他对自己还能活多久心中是十分有底的。2006年5月3日，我们在他家中聊天时他就说：我已91岁，多活了一年。还乐呵呵地说，争取多赚它几天！真是笑对人生！对死亡无所畏惧！要知道彭先生说这种话时内心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悲痛的，我们几位同志进屋前事先约定不要触及彭先生的伤心处，不料彭先生却主动向我们畅开心扉，说：“我的儿子因患骨癌在去年（指2005年）11月份在美国去逝了，我为他回国来能进家门而辛辛苦苦搬一次家，结果还沒有派上用处”。此时我们沉黙无言，老天爷怎么这样不公道，为何不幸的事一次又一次降临在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身上呢！43岁才结婚成家，仅有18年的夫妻生活，夫人就离他早逝，孤苦伶仃地生活一辈子，结果老来还丧子，让儿子能回家来团聚一次的机会也沒有实现，老天爷你怎么这样残酷无情啊！我问孙子辈有多大了？彭先生说：仅有一个十岁大的亲孙女！我在想：这次生病会走得这样快，与这致命的打击、心灵的内伤有直接关系，只是不轻易外露而已。我又在想：难道一个有成就的伟大的科学家是否一定伴随着一个不幸的人生呢？难道没有经过各种打击、痛苦磨难的人是不是一定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呢？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转移话题，我们几位主动提出想和彭先生拍照合影，彭先生非常乐意，穿上他那件喜爱的红上装，由保姆阿姨帮忙，给我们留下一张十分珍贵的合影照。
拍完照后，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秦元勋的照片来给彭先生看，我知道彭先生一直是十分关心秦元勋先生在美国的近况。我说：秦元勋与陈能宽、周毓麟是同岁，与老周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当年为研制两弹，俩人同为理论部副主仼，同抓数学、计算、计算机，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些照片是我2005年在美国时，在6月份特地去看望他时在他家中拍的，他现在住在离首都华盛顿特区不远的弗吉尼亚，与大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身体很好，走路还很快、上下楼梯不成问题，眼晴做了白内障手术，成了远视眼而不戴眼镜了。首先我向您转达秦先生对您的问候！他也十分想念您！他每日一早外出走走，吃完早餐后看看电视、上上网，有时间就思考他喜欢研究的“相对论”。他本想打一份最新研究结果的论文让我带回交给您审阅，可惜孩子们都去上班未能打印出。彭先生笑着说：我哪里还有精力去看他的相对论呢！秦先生是最崇拜和最敬重彭先生的，彭先生也十分爱护和关心着他。记不清是在哪一年，比较早了，彭先生主动写信给秦先生，做思想工作，说服他能回国来生活、工作。因为秦先生有一个弱点，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料理自己生活。故在1987年1月19日老伴突患脑溢血去逝后，不知如何生活。后在孩子陪同下赴美一直未归，虽然现在与儿子、孙子们生活在一起，但白天仍是一个人，无人言对；周围也无中国人聊天，故很孤单寂寞。彭先生曾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的，以前我还请一个小时工阿姨帮忙做做饭，76岁半后我学会自己完全独立生活，买菜、做饭全由自己完成。意思是说你（老秦）现在的年龄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回国来生活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当时彭先生手拿笔写字已发抖，只能在计算机前用手指头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输入，打印出信后，请我帮他校对。我当时真不敢、不好意思，心想你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我哪能改动你写的信呢？彭先生说：不要紧，有什么不合适的，提出后我可改一下。我看后，提出需在几处改动几个字的意见。彭先生认同后就当场改之。我说：你打印出，亲笔签个字，我拿到所里给你发出去。他说：不！这是我的私人信，我自已拿到邮局去寄！当时我的心灵一震，从这么小的事情上都可看到一个伟大科学家的高贵品德！
《科学时报》3月6日C1-4版上刊出《纪念彭桓武先生特别报道》，其中有该报记者王静写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当年仼理论物理所业务处长的刘寄星所说的彭先生自掏腰包不报旅差费的公私分明事。此事我最清楚，是由我经手操办的。那是1987年9月17日至23日在湖南张家界召开全国第二届计算物理学会年会，彭桓武、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应邀参加，并在大会上作特邀报告，并不是像彭先生所说那样没有作报告（有照片作证）。彭先生说这次是自费旅游也没有错，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这样考虑和安排的：这次离京的第一站是到湖南省的长沙报到集中，随同会议包车一起到张家界，参加年会的开幕式，并在大会上作特邀报告，随后安排彭先生等少数人先游览张家界的猛龙河（芙蓉镇）、金鞭溪等地，其它人会议照常进行。之后就送彭先生上火车去第二站是贵州省的贵阳，会见贵州大学的老友；贵阳完后又上火车去第三站是云南省的昆明，会见西南联大时的老友，最后由昆明直回北京。他连一封私信都要自付邮费，公私都如此分明！更何况这次基本上是走亲访友、故地重游，当然更要自掏腰包，绝对不会去沾公家的一点点便宜！关于彭先生对我国计算物理学科的发展，和对计算物理学会的关怀和支持的事迹，作者将在另文中阐述。他亲自连续参加学会第一至第四的四届年会的开幕式，分别在两届年会上作特邀的学术演讲，这是很少有的事。
在此我想顺便补充在《特别报道》的一些文章中所涉及到的几件事。一件是涉及到彭桓武先生在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终身成就奖100万港元的事，如何支配使用纯属他的个人行为。但他的想法、思想境界与一般人不同。他想到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能试验成功，固然有他个人的重要贡献，但却是千万人协同作战的结果。所以他能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样不朽的名句，是他内心精神世界真实的写照。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确实造就了一批有名的科学家，其中1999年国家表彰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获得者中，与核武器研制有关就有10位，目前核武器研究院的两院院士就有22位（还不包括曾在该院工作过，现已调离的相当数量的院士）。但这还不够，还有相当多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地位，说实在的心态还有些不平衡。由于彭先生曾任该院主管理论部的副院长，在两弹突破中理论部哪些人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心中还是有点数的，当然掌握的情况可能不全面，尤其是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但彭先生还念念不忘这些人，理应有所回报哪怕是象征性的意思一下也是有意义的，至少说明我（彭先生）沒有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在我得到的奖金中也凝聚你们的一份心血。于是彭先生自作主张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用来设立一个奖励基金。彭先生曾对我说过：这个基金不申请、不评审，一言堂，完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每年奖励2-3人左右，每人奖金3万元人民币。主要奖励当年理论部在突破“两弹”中做出贡献的人，少量资助当年与他一道奋斗而现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同事或亲属，比如1968年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老师（唯一的女儿也去世）就是其中之一例。他自己首先划了一条红线：凡已有两院“院士”头衔的人不在他的基金奖励之列，因为他们已享受到党和国家给他们的待遇。事实上，彭先生办事非常慎重、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的。因为他平易近人，没有任何一点架子，故接触的人很多，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善于听取像我们这样普通人的看法，因为这是来自最基层的、最真实的反映。我曾经向彭先生提出建议，我原在的蒙特卡洛方法组有两个人有资格获取你的基金奖励，因为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和氢弹研制方案中确实做出过重大贡献。一个是组长吴翔，后调离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另一个是刘德明，后调离到沈阳建工学院任教。我说吴翔的情况您比我更了解他，不用我多作介绍。而刘德明是搞数学的，您了解不多。但您一定不会忘记在氢弹突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xx程序”，用“双向一维”的纯差分方法求解最初的点子是刘提出的，编程序采取的差分格式的公式是刘推导的，虽然程序编制是大家分工编的，用于型号任务的计算是大家去做的，但不能否认刘当时作的关键工作。当时理论部沒有一个可用于任务计算的二维程序，全靠这个一维半的 “xx程序”。说句实在话，本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小，这决不是自吹自夸、去争功利，但原创造性不足，只是出劳力多干活；刘德明获得比我更合适。当然彭先生不会只听我的一家之言，他会多方去调查研究、落实、听取意见。但我最终感到高兴的是，吴翔和刘德明先后出现在彭先生的分批奖励名单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他们前后都离开核武器研究所，不是“人一走茶就凉”，在所与不在所一视同仁；二是搞数学和搞物理的一视同仁。拿到彭先生奖金的人都非常激动、非常感激，倒不是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他付出的心血得到了肯定。更是感谢彭先生的高风亮节、高尚品德、人格魅力，是一辈子做人学习的榜样。
有一次我到彭先生家中去玩，彭先生从计算机中调出每年奖励人员的名单给我看，已坚持八年了。彭先生说他打算将它结束掉，一是所剩的钱不多了；二是年纪大了，精力够不上。他打算将所有获奖的人召集到一起来见个面、开个会，了结此事。据我所知，事实上又坚持了两年，整整十年，共有34人获奖，并于2004年10月16日在他家中开会，结束了此奖。
彭先生将这笔奖金还做了另一件好事，可能有人不知。就是在云南大学设立以他的好朋友杨桂宫、顾建中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每年奖励几个系中评选出的5-10位优秀学生，每年奖励金额五万元人民币。他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把荣誉让给他的老朋友，而每年的钱都是由他出。这个奖学金设立五年，到年头就结束。学校每年都寄来当年得奖学生的合影照片。我到他家中去玩时，他将这些照片拿出来给我看，我说：彭先生你真是功德无量啊！
另一件是涉及彭先生每天衣食住行之类日常生活琐事。由于彭先生长期习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每天如何生活最适合自已，是经过日积月累、实践检验后的最优选项。他能活到如此高寿，除了他有豁达的胸怀外，与他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直接有关。我曾向他咨询、讨取经验，他大致说了一下他的生活规律：由于他长期养成工作到清晨2点的习惯，故睡觉到上午10点才起床，之前打进电话来他是不接的，起床后先洗一个热水澡、后吃早饭，11点钟左右开始看报、电视；有时候一个人玩玩扑克牌。现在年纪太大了，请小时工来帮做午饭，理料一下家务。以前是自己去买菜，回家动手做午饭。他在哪里买菜买肉，买什么样的菜和肉都有固定点，那里的师傅都认识他。有时候刮风下雨或下雪结冰，彭先生不能亲自去采购，就告诉小时工的阿姨，到什么地方去买什么东西，告对方师傅说是彭先生要的就行。他最擅长做的饭是“大杂烩”，将各种菜、肉、面条或米饭统统放在锅内一起煮，直烧到熟透为止。中午他没有午睡的习惯，此时是他会见朋友的好时刻。下午天气好时他喜欢一个人外出走走，乘车前往颐和园，有时也去香山、植物园等地溜达，而且乘车时别人见他这么老都主动让坐，但他谢而不坐，他喜欢两手抓住车上的圆环，随车晃动而扭动身体，手臂、腰、腿都可以得到锻炼，全身都可运动，这叫“乘车运动法”。他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看看下象棋、听听京剧清唱，凑个热闹、放松心态。他还对年老的老头总结提出一个理论，叫做“男子要女性化”。意思是年纪大的男子在家要做女子干的活，多做饭，做家务，这样既可锻炼身体，又可调节精神。他说为什么女的都长寿，活得比男的要长，就是因为女的多干家务活。他大力提倡老年男士要女性化。想想确实是如此，这是真经在传授给我。我说我有老伴在，在家基本上不干家务活，看来我得向您学习，改改我的坏毛病了。
我曾好奇地问过彭先生，您每天都坚持工作这么晚，都在研究些什么问题呢？他说我在“还债”，还在读硕士和博士时欠下的债。他又说：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时，我和徐锡申合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北大校庆一百周年论文集上，那是我刚还完做硕士论文所欠下的债。现在我正在还做博士论文时所欠下的债，当时留下许多问题沒有做完，现在来补做。他说估计到我去世前都还不完了。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一辈子搞科研的人，脑子中要有问题不断地在想、在思考，否则很容易患老年痴呆症的。我想彭先生这么高龄，记忆力不衰退、思维仍很敏捷，可能与他长期坚持研究、善于动脑子有直接关系。想想我们有些同志刚退休下来，就不想动脑子作研究，等着享受清福了。建议大家应多向彭先生好好学习！
我记得是在2003年“萨斯”危机过后，人员可上班，允许人与人之间走动。有一次我到彭先生家去拜访，彭先生直接问我你最近科研在搞些什么东西？我说：办公室不允许进，利用家离海淀图书城近的方便条件买了几本书在家看看、适当补充些知识。我有点不务正业，正为退休后寻找一个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作些准备。他问我是什么内容？我说：我有兴趣破译人类基因组的信息链的奥秘。我接着说：这明知是搞不出什么好结果来的，但有挑战性、刺激性，开拓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学习您的“还债”精神，明知还不完，偏偏还在还。他又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有！我的基本想法、灵感是源自我们搞核武器时的手编程序，当时我们是用0和1两个符号组成的机器代码语言编写程序，输入机器后打出来就是一串由0和1组成的一维符号链，如果我不告你这个程序我是如何编成的，就是一本天书，但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其中，那么要问你如何来破译它呢？我说：现在人类基因组测序有其类似性，测出所得到的是由A、C、G、T四符号组成的一维信息链，要问如何来破译它呢？彭先生听后感到有点意思，肯定我的想法有合理因素在，不过要我多去找找生物界搞这一行的专家，与他们相结合，向他们学习。我说：目前还没有进展到可合作的地步，只是想把它作为我退休后在头脑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已。
最后，我再讲一件令我感动、终身受益的小事，足以反映彭先生的高贵品德。那是2002年春节，正月初一（2月12日），我约了几位曾在核武器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同事到彭先生家中去拜年。我带去一本由我写的刚出版不久的《中国现代数学家秦元勋》传记的书送给他，他的记忆力非常清楚，说前不久我还收到你通过所里的信箱转来的书。我说是的，平时怕打扰您，反正办公室都在同一个大楼里，图个方便、往您的信箱里一塞就完事了。这一天是春节，又见到这么多老同事，彭先生的心情特别好。他说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今日我要送你们每人一本刚出版的我的《诗文集》。我们当然十分高兴，求之不得。我对其它同事说你们今天都沾了我的光，能得到彭先生亲手赠送的“宝书”。彭先生去拿来书后，还要亲笔签名，更是机会难得。虽然彭先生手拿笔写字会发抖，那可是彭先生的真迹啊！十分珍贵的！
彭先生十分谦虚，用“战友”两字来称呼我们每个人，使我们倍感亲切，无距离感。事实上，彭先生是在1961年4月至1972年11月在核武器研究所工作过，而我是1963年9月至1978年9月也在该所工作过，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过彭先生是统帅，元帅级的大人物，而我是个普通一兵，是战士，却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过。能得到彭先生亲笔签名的赠书，我们当然会心花怒放、如获珍宝！回家后我一口气不间断地把它读完，之后我又抽时间细读几遍！对彭先生的为人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人人尊重和爱戴的科学家！
彭先生，您留我们的、该学的东面实在太多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