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强国梦的纯粹科学家——两弹元勋彭桓武的百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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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国核事业及理论物理方面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把毕生献给了祖国和科学，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核武器研制立下不朽功勋，为中国物理学发展和物理人才培养做出杰出贡献，他的学术思想、高尚品格影响了几代物理学家，被誉为“培养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大家推许的大家”。他痴迷科学研究，不修边幅、不懂人情世故，却深受世人尊敬和爱戴，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和开拓创新的历程无一不印证着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精深的学术造诣和自然超脱的秉性。他便是彭桓武，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大师——彭公。

“回国不需要理由”

“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彭桓武出生于1915年10月6日，年少时遍尝战争疾病的折磨和生活的颠沛流离，时断时续的求学没有阻断他对数理化的兴趣与探索。依靠勤奋自学，聪颖过人的他16岁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不久成为佼佼者。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的研究。1938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玻恩(M.Born)，后与物理学大师、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E.Schrodinger)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出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取得国际知名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以他与哈密顿、海特勒(Hamilton，Heitler，Peng)三人姓氏缩写简称的HHP介子理论，为国际物理学界所瞩目。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1946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版了《百年科学大事记》，名列其中的中国人只有两位，便是他和王淦昌。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杰出工作，33岁当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几位蜚声国际的顶尖物理学家都给予他高度评价，玻恩赞他“天赋出众”，有“神秘的才干”；薛定锷在与爱因思坦通信时发出“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年青人会学了这么多，懂得这么多，理解一切会这么快”的感慨；海特勒夸他“……同事中最受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这位备受推崇、已崭露头角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胸怀报国之志，认定自己的事业在中国，1947年底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和取得的成就，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地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他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致力于为祖国培养理论物理人才。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

    当有记者问他当年在国外已是大有成就的科学家，为什么还要回到疮痍百孔的祖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归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而不回国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我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建设国家，使她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负。”

“国家需要我，我去”

“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建国初的经济恢复，我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快发展。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1955年初，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做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同年10月，彭公以特派实习生的身份赴苏联学习核反应堆理论。回国后讲授反应堆理论,同时为核工业部新招来的大量工程师补“核工原理”专业基础课，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

   在彭公培养核科学技术人才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也在秘密地加快筹谋推进中。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为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理论和工程技术难关，1961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三尊大菩萨”的彭公、王淦昌、郭永怀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会同先期参加研制工作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骨干力量。当钱三强副部长通知彭公“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时，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说：“国家需要我，我去。”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

   彭公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上任之初便紧急加入了会战攻关，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以精深的科学造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引领大家探索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对爆炸过程进行分解研究，并亲自计算推导，规范命名部分相关术语，给年轻人讲课。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分而治之，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影响了很多人，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同时，他牵头负责中子点火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加强技术指导，开展平等民主的学术讨论，不论年龄资历身份，大家畅所欲言、集智攻关。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同年5月，国家批准此方案，并确定以苏联撕毁协定的时间“596”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进一步激发了研制人员造出“争气弹”的斗志。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由于我国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突破氢弹完全要靠自主创新。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公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又组织理论部及时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基本规律认识、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二机部立即将1960年底已预先开展氢弹理论探索的黄祖洽、于敏等人汇入理论部。在彭公的统一领导和主持下，理论部很快总结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制定了分步突破氢弹理论设计的科研大纲。随即，彭公指挥，邓稼先抓总，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从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全面展开研究。每有成果或遇到困难时，理论部会进一步开展大讨论，彭公几乎每次必到，和大家一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群体的智慧、灵感和创造力被高度激发出来，富有创造性的设想不断迸发，经过相互补充、完善，开阔了氢弹理论探索的思路。1965年下半年，于敏等人打开了“抽屉”，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彭公很高兴，向上级报告，建议进行原理试验，上级批准后，经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原理试验的氢弹装置被设计出来。1966年底，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两弹”成就，令全世界为之赞叹，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彭公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激动地写下：“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得数理化成功。”深深感叹集体智慧的伟大。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公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是他坚决谢绝，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这枚奖章应由我院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十四个字饱含了彭公对中国核武器这个伟大事业的深刻诠释，也折射出他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和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如他题词所写，每当有人与他谈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功劳，或者媒体采访他时，他都会很严肃地说：“都是大家干出来的。”他也在许多场合中说：“很多工作都是56块（指当时拿56元钱工资的大学生）去干的。咱们没有包袱，在国外要博士干的工作，我们的56块就投入干了。”“我不是谦虚，是事实，我们的核武器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彭桓武星”

“精诚求实毕生愉，与善美真为侣。”

   2006年9月2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为第4879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彭桓武星”。92岁的彭公在答谢词中说：“回顾我这一生，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

   彭公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即使在文革那段岁月，他习惯于思考自然科学的头脑被迫用来应对各种批判，“1966年至1977年虚掷光阴”令他痛苦、遗憾，幸而其间他一心钻研拓扑学，以此获取内心的平和。当疾病过早地先后夺走了他夫人及唯一爱子的生命，漫长岁月里，他“76岁半学会做饭”，刻意使自己疏离于公众，以超然世外地沉浸在自己的物理世界来战胜悲伤和痛苦。有人问他独自一人生活30年不觉得孤独吗？彭公说：“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升华感情。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他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就我个人论还希望能工作更多几年”。他说到做到，锲而不舍，生病住院也不停歇，完成了做周培源和玻恩研究生时未完成的论文，实践他的“还债”诺言。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诚如彭公诗中所言“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平实淡泊的诲人大师总能让人体会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境界。

   彭公以身作则弘扬师道，参与培养和建立起我国理论物理和核科学理论研究队伍，有享誉国内外的物理学家、院士,更有一批批的学科带头人和行业骨干，可谓桃李满天下。在近70 年的科教生涯中, 他言传身教，诲人于无形，既注重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又注重培养他们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钻研创新，不迷信权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独立思考,他将这一多年经验归纳为“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他重视和珍惜人才，以参与两弹突破时的体会强调要“通过艰巨重要的项目锻炼队伍，把能干的人才组织起来赋予重任，通过工作培养和识别人才是最重要的措施”。他的学生，曾任我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评价道：“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教授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彭公虚怀若谷、豁达乐观，宽厚待人、功成不居。他一生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贡献，却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甘愿把自己隐没在事业之中、集体之后。“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当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给更年轻的同志。他讳言自己，从不愿“抛头露面”，开会、出国访问、宴请外宾等这类事务，他唯恐避之不及。但对于关乎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数次重要发展战略研讨会，他都积极参与并作出重要指导。晚年更是越过越简朴，不断辞去各种职务、奖励、荣誉和头衔，在学术圈内极富盛名的他，在圈外却默默无闻，甚至常常被看作是“怪老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港币奖金后，他建立了一个“彭桓武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2004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央视《大家》节目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把奖金全数捐献，他回答说“没用处”。去世前他立下遗嘱，将1999年国家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赠给中国军事博物馆。每逢国庆节，他都会自己一人坐公共汽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看……2007年2月，孑然一身的彭公低调地走完了辉煌的一生，也永远驻留在每一位同事、学生和后辈的心中。

   彭公《送别钱三强》的诗中写道：“科学为人民服务，核能促世界和平。忠心遵照党领导，服务竭诚终此生。”这也同样诠释了他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践行强国梦的心愿和行动。彭公一生为国立功、为科学界立德，是中物院人心中永恒的楷模和领路人。承载着他丰功伟绩、学术思想和崇高精神的“彭桓武星”永耀苍穹，指引我们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注：小标题中楷体诗句、语句皆为彭桓武先生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