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我60多岁时，获得了《邓稼先、于敏科学技术奖》，这是我一生的殊荣，至今仍记忆犹新。

　　邓稼先先生和于敏先生是杰出的物理学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者和核心人物，又是一代卓越的领导人。他们与我国众多科学家一起，以他们的天才思维和聪明才智，解决了核武器研发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使得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邓稼先院长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和于敏先生一起，用他们的私人资金，设立了《邓稼先、于敏科学技术奖》，用以奖励在核武器研制中取得杰出成绩的科技人员，激励科技人员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多做贡献，推进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邓稼先、于敏科学技术奖》是核武器领域特有的权威性奖项，在每一个中物院人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我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核试验放化测试人员，对我国核武器事业所做的贡献少之又少，能获得如此殊荣，实在是诚惶诚恐。但我想，让我作为放化测试队伍中的一个代表吧，来接受如此崇高的奖励。核试验放化测试就是要与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打交道。当一般民众对放射性唯恐躲避不及时，我们却为能多接触放射性为荣。如果那次试验取到的放射性样品计量不够大时，我们就会很难过，深怕由此得不出好的测量结果。这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特殊之处，能抵御核辐射的伤害，而是我们都有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核试验放化测试还是一项充满未知的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技术规范可供参考，更没有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可利用，使我们的认知水平有所提高。每次试验都会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工作，来攻克技术难关，达到测试的要求。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测试任务，没有辱没邓院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这也要归功于邓院长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和严密的组织安排。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那时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就能荣幸地接触到像邓稼先先生这样一批一流的科学家。每次试验的方案讨论会上，时任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先生总是要带队向我们介绍理论方案和测试要求，仔细讨论测试中的技术问题。邓先生魁梧的身材，大大的脑袋，炯炯的眼光以及言简意赅的言辞，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邓稼先先生担任院长后，我们的接触就多了一些，但由于层次相差太远，接触仍是不多，只限于一些工作。邓先生虽是令人敬仰的科学家，但与下属相处时却是非常随和与慈祥。一些小小的事情可以见证这一点。邓先生爱抽烟，且总是比较好的香烟。当他和别的人在一起时，总是拿出自己的好烟分给大家抽，有人还竟敢从他的口袋里掏烟抽。还有一次，大概在1975年前后，我跟随邓院长出差，记得清楚的是，办事完毕，也不知是谁吼了一声，要邓院长请客吃饭，引得全车人附和。结果，邓院长还真的叫车停在一家饺子店门前，请我们每个人都美美地吃了一顿饺子。邓院长在生活上与大家非常随和，但工作上是一丝不苟的。在一次核试验中，我作为监测人员，进入产品装配工房中，这是我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场合。我刚一进去，只听得邓院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摸一下金属球！我一愣，随之就摸了一下。事后别人告诉我，这是防止静电意外。邓院长不仅是一位领导者，更是一位科学家，他对放化测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经常与我们一起讨论测试方法与结果。

　　邓先生离开我们快3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在他生前，我有幸聆听他的教导，在他去世后，又有幸获得了他的大奖。值此他诞辰90周年之际，我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愿他在天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