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进:可歌可泣邓稼先

访问:  发布时间:2014-6-4

(写于2006年2月3日邓稼先逝世二十周年)

  今年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作为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作为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之一,邓稼先六十二年的生平可谓可歌可泣。

  邓稼先的一生是壮丽可歌的。1953年,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中国人民为这份协议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美国政府为了挽救败局、尽早结束朝鲜战争,曾企图向我志愿军和东北地区投放原子弹。通过这场战争,中国领导人更充分地认识到了先进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1955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术秘书、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兼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教授推荐他的助手,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邓稼先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即核武器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主持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从此,邓稼先带领几十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祖国的尖端国防事业当中。1962年,中国的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完成;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底,氢弹的理论设计完成;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人用了八年六个月,美国人用了七年四个月,英国人用了四年七个月,苏联人用了四年。而中国的科学家仅用了两年八个月!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年轻的共和国创造了奇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颗耀眼的太阳出现在中国的西部,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腾空升起。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几天前,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飞机把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邓稼先等科学家接到罗布泊试验场,观看试验。望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刚满四十岁的邓稼先不禁热泪盈眶。他也许是为祖国的日益强盛而流泪,也许是为自己给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流泪,也许是为自己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而流泪。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今天,国人可能难以体会四十多年前的这一天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是多么重要,对于提升民族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对于西方世界的震撼是多么强烈。在得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问情报局长罗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说了些什么。罗温回答说,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即北欧)的那些国家说现在应该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尽管约翰逊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安抚受到惊吓的西方国家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美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分析了大气中的漂浮物之后向国会报告说,与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相比,中国第一颗核弹的设计更完善,威力更大。他们忠告各位议员,要谨慎地估计中国的力量,直至有更多的了解。法国总理蓬皮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从目前西方国家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甚至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制止朝鲜和伊朗核计划的现实,可以体会出他们当年的感受。在祖国的经济和技术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家们用他们的智慧制造出了两弹一星,用他们的脊梁把年轻的共和国托起到与核大国平起平坐的谈判桌上。

  邓稼先能够成功地率领理论组在八年内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除了敏锐的物理直觉和非凡的数学思维之外,还与他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远见卓识、不计名利、身先士卒是邓稼先的优秀品质,也是他的团队能够取胜的关键。杨振宁博士把钱三强教授推荐邓稼先主持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与葛若夫斯选聘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相提并论,他说:“钱三强和葛若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理论部组建时,新中国刚刚八岁,朝鲜战争才结束不久,在当时的国力下研制原子弹,科学家们面临着难以形容的困难。他们没有模型和经验可以学习、借鉴,理论部里面学习核物理专业的仅邓稼先一人,甚至刚刚组建的九院也只是一片高粱地。这些困难被邓稼先的团队一一克服了。白天,邓稼先带领这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砌墙、抹灰,自己动手修建实验室和办公室。晚上,他给大家讲他在美国学到的核物理知识。那时,苏联政府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并派了一些专家来中国,这使邓稼先感到一点安慰,他虚心地向苏联专家学艺。谁知不久后中苏关系破裂,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撤走了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苏联专家在临走前对邓稼先他们说:“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围着苏联专家鞍前马后地忙活了10个月,时间和精力都白费了。二机部刘杰副部长对邓稼先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邓稼先的团队下决心要争这口气。邓稼先利用他的知识和智慧选择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课题为理论组的主攻方向。他把同事们编成三个组,分头研究。事实证明,邓稼先正确地选择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为我国早日完成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始设计原子弹理论模型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计算数据。他们把用过的草稿纸扎成捆,放进麻袋里保存起来。日积月累,这些麻袋从地面摞至天花板,最后竟堆满了一个房间。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们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在这四年中他们读了多少书,列了多少方程式,作了多少次演算是后人和局外人无法得知的。在九院的保密室里保存着邓稼先100多本笔记本。这100多本笔记本蕴含着多少他的心血啊!邓稼先常常对青年同志们说:你们来到这里,就要做好无名无利的思想准备,但你们的工作必须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二十多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探索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亲手把关,最后拍板的,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就的,而他总是把功劳记在集体的名下。工作时严肃认真的理论组长,休息时变成了孩子王。同事们可以翻邓稼先的兜找好烟抽,可以翻他的抽屉找糖果和饼干吃。他还与同事们玩“跳马”游戏活跃气氛。他弓着身子当马,让青年人从他身上一一跳过。

  邓稼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战略家。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并立即进行了手术。为了保证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在他的身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发展,邓稼先忍着手术和化疗带来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写出了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规划的建议书。这是优秀的儿子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万金家书。建议书很快就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十年后,我国的核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于敏、胡仁宇和胡思得三位院士在他们联名撰写的《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他们先前坚持的主张,做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受到干扰和迟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1996年7月29日,我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在掌握了充分的实验数据之后,我国可以象发达国家一样,在实验室模拟核爆破试验了。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来到邓稼先的病床前,向他宣布了国务院关于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决定。17日,邓稼先从李鹏副总理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的证书和奖章,他激动地说:“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回想解放前,我国连较简单的物理仪器都造不出来,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这样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开展起来。”李鹏副总理说:“党和国家非常感谢你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做出的贡献。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价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做出的贡献。”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辉煌的、值得骄傲的一生过早地结束了。张爱萍将军在悼词中说,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抛开已经熟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我更想记叙邓稼先平凡的生活。英雄人物亦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但是为了祖国,他们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学生时代的邓稼先经历了许多磨难。1929年,五岁的邓稼先进入北平武定侯胡同小学读书。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武装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不久,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和首都南京相继被日本鬼子占领,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中。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身患肺疾,不能长途跋涉,因此全家滞留北平,没有南迁。为了奴化中国人,日本鬼子强迫中国百姓向日本兵行鞠躬礼。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霸道,少年的邓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气愤,他宁愿绕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礼。每当日本鬼子占领一座中国城市,他们就强迫各地的中国人举着日本旗游行庆祝。1940年初,北平崇德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邓稼先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了,他气愤地撕碎了日本旗并踩在脚下。事后,校长找到邓以蛰,对他说:“这件事早晚会被汉奸报告日本人的,太危险了,还是想办法让孩子躲一躲吧。”邓以蛰决定让长女邓仲先带弟弟到四川投靠时任江津国立第九中学校长的四叔邓季宣。临行前,望着即将远行的孩子们,想到可恶的日本鬼子害得一家人天各一方,不知今生何时才能团聚,病中的邓以蛰百感交集,他沉默了很久,对邓稼先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象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父亲的沉重嘱托,母亲和姐姐的伤别眼泪使邓稼先悲愤填膺,他对弟弟说:“毛弟,我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十六岁的邓稼先被迫离开家、离开北平,他怀着救国的理想和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踏上了追求科学之路。

  邓稼先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港,从海防港上岸后经陆路到云南,再到四川江津,历尽长途跋涉,他终于重新进入高中读书。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进入物理系学习。西南联大是由南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而成,几处简陋的校舍构成了这所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学生们住在土墙草顶的宿舍里,四十个人一间大屋,睡上下铺,点煤油灯。学生们每天吃掺了砂子的米饭,还不能吃饱。很多图书和实验仪器在运往昆明的途中被损坏或丢失,残缺不全;晴天时,敌机经常来轰炸,学校无法正常上课;雨天时,教室的铁皮屋顶被雨水打得当当作响,吵得学生们听不清老师讲课。学习上和生活上种种的艰苦条件没有使这些失去了家园、生长在半殖民地环境中的青年人屈服,他们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发奋地为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强盛而读书。在这种后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西南联大造就了许多杰出人才。1945年8月,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同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并于次年回到离别数年北平,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8年,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核物理专业接受了邓稼先的入学申请。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邓稼先如鱼得水,搏击在知识的海洋中。他仅用了二十三个月就完成了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博士学位。初到美国时,邓稼先依靠从家里带去的钱维持生活。为了节约开支,他有时侯只吃面包,有时候甚至饿一顿不吃饭。好在有西南联大的苦难经历,他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眼前的生活困难。比邓稼先早三年到美国读书的同乡、同学杨振宁经常给予他一些援助,帮他度过了困难。由于成绩优秀,不久后邓稼先获得了奖学金,生活得到改善。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留学美国的爱国学生盼望早日学成,报效祖国。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邓稼先放弃了去英国继续研究和发展的机会,与百名爱国青年一道乘船回国,投入新中国的怀抱。三十多年后,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姐夫与老师郑华炽教授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当时安排他去英国的实验室工作两年,一切都联系好了。”

  回国后,国家安排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这段生活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安逸享受的一段。在这里,他继续研究原子核理论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成绩逐渐受到了领导的重视,他被提升为副研究员并担任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和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数理化学部学术秘书钱三强管理科研工作。1951年,邓稼先加入了九三学社。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十年代,邓以蛰先生与我祖父许德珩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同事和朋友,过往甚密,那时我姑姑许鹿希和邓稼先还都是小学生,两小无猜。我姑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时,邓稼先在物理系任助教,负责指导我姑姑的物理实验课,他们有较多的接触并相互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邓稼先的大姐夫郑华炽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住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北大宿舍,与我祖父家为邻,大姐邓仲先常在邓稼先面前夸许鹿希聪明,学习成绩好。1953年,吴有训教授为邓稼先和我姑姑主持了婚礼,他们结为百年之好。婚后,他们在我祖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搬到北郊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去了。我出生时,姑爹已受命研制原子弹。祖父让我按照我们家乡江西省的习惯称呼邓稼先为“姑爹”。当我还是孩子时,大人们就告诉我,姑爹的工作不能问,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此,姑爹在我心中是神秘的。其实,一个孩子懂什么,又能问什么?我与姑爹生前,我偶尔从侧面听到过他的成绩。在核武器研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姑爹总是尊称他为王老师。一次九三学社开会时,王老走过来对我祖父说:“许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绩啊!”祖父听后十分高兴,对王老说:“你们要多帮助他。”在姑爹去世之前一个月,中央军委决定对邓稼先解密,公布他的事迹。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载了题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简要地介绍了姑爹的成就。至此,我才了解到他的感人事迹。

  姑姑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外国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的确,在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中国的科学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在我的记忆中,姑爹与我交谈时,仅有两次谈话的内容与他的工作稍有关系。一次他对我说,“我们基地的生活太苦了。我还可以吃小灶,有好烟好酒供应,其他同志就更艰苦了。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差不多一瓶五浪液,结果醉了。”姑爹喜爱喝酒,但我见他平时每次只喝二两左右,从未见过他醉酒。可以想象当时他在事业上、生活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接着,他沉重地说,当年到我这里来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可是在山沟里,怎么能考上大学呢?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山沟里奉献了一生,我们怎么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呢?说完,总是微笑的姑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另一次姑爹对我说,“他们说我是福将。我是甲子年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他去世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在我国进行的全部45次核试验当中,姑爹生前曾指挥过15次,凡是他做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因而被同事们称为福将。但是在这值得骄傲的成绩后面,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受过多少次大剂量的辐射啊!他离开我们时年仅62岁。

  中国的科学家不仅要克服科学技术方面的困难,还要克服很多人为的、体制方面的困难。由于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失误和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从1960年起,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农业连年歉收,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城市居民每月只能用三十斤粮票和几两油票买到定量的食品,蔬菜供应没有保障,肉类和蛋类食品更是奢望,理论组的青年人工作几个小时就感到饿了,怎么能加班工作呢?他们总是对邓稼先说,老邓,我饿。为了保护这些宝贝的科学家,周总理要求国务院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叶剑英元帅从军队的供应中挤出一些黄豆送给他们;中国科学院为他们申请到了一些营养食品;他们自己甚至到青海湖中打鱼改善生活。我祖父、祖母看到有很多人由于饥饿导致身体营养不良和水肿,十分为子女的健康担心。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时我家不慎丢失了二十斤粮票。我祖父带回来的水产部机关干部开荒种植收获的土豆和红薯,给我家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周总理要求国务院的部长们在家中养殖小球藻代替粮食食用,祖父就响应号召,在家里养殖了小球藻。当时,一斤粮票可以买几斤红薯,祖父就吃一些红薯替代粮食,把节省下的粮票留给子女。身边的同志劝祖父去政协礼堂的小卖部买一些食品或者带全家到政协礼堂的餐厅改善一下,因为在那里买食品、吃饭可以不给粮票。祖父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现在都象普通干部一样粮食定量,吃素菜,我怎么好去那里吃饭买东西?祖父告诉我,家里有时能高价买到一只鸡,大家把肉吃掉之后用骨头反复地煮汤,直至鸡汤成了一锅清水才肯倒掉。你姑姑、爸爸偶尔发现锅里有个油花,他们马上用调羹盛起来吃了。在每天都有很多人饿死,大部分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时,祖父千方百计节省下的几斤粮票,可以买到十几包饼干,对于身在艰苦环境中的姑爹可能是不小的帮助,但是对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理论组的几十个青年人来说,真是杯水车薪。1935年,工农红军吃草根树皮,走过了渺无人烟的大草地,翻过了不见飞鸟的雪山,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二十多年后,数十名青年科学家饿着肚子,用十分落后的设备研制出了镇国之宝。面对生活方面的困难,科学家们可以设法克服,面对政治灾难,他们就束手无策了。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人民陷入了狂热之中。理论组的科学家们成为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试验过程中的失败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罪名。很多科学家被迫害至死,其中包括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赵九章、姚桐斌和钱骥等。身陷批判当中的邓稼先提出了“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的口号,十分策略地把分属于各个不同派别并且不断争斗的工人、干部和科学家团结在民族荣誉的大旗下,把文化大革命的噪音将至最低,使的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能够在1967年爆炸成功。

  我见到姑爹一般是在节假日他与姑姑、表姐、表哥到我祖父家里来,或者祖父母带全家一起出游。祖父母带我们去得最多的是香山、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当我们第三代还小的时候,全家6位大人、5个孩子加上司机、警卫员共13口人挤进祖父的吉姆牌七座轿车里面,十分热闹。姑爹给我的印象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大家在一起时,别人讲话,他总是点点头或笑笑,很少开口。全家在一起时,祖父、祖母常讲一些大人幼时的故事。有一次祖母讲起她和祖父去邓以蛰家作客,进门后看到十岁的姑爹双手抓住门框在荡秋千。他见有客人来,也不停止,一边荡一边大声向家人通报来客人了。听完大家都笑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个顽童与眼前的姑爹联系起来。后来听姑姑说,幼时的邓稼先是个顽童,他曾经打翻过北海公园茶馆的大理石桌面,曾经掉进冰窟窿里,幸被人救上来了。从受命研制核武器后,他的性格都变了。姑爹爱逛书店、吃饭馆、喝酒、听戏、看电影。他经常在星期天的早上从北郊的家中跑到王府井去买书,然后再到我祖父家吃饭。每逢星期天,奶奶总是要嘱咐大师傅蒸一只鸭子或炒一盘对虾,让大家打打牙忌。吃虾时,姑爹常把剩下的汁送到厨房,请大师傅给他蒸一碗虾油蛋羹。饭后他常常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听我讲一些社会新闻、内部消息。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听,就好象他是从外星来的一样,对什么事都觉得有兴趣。姑爹一家有时先在饭馆吃过饭再到家里来。那时的饭馆是大家唯一可以暂忘记油、肉、粮食等食品的定量供应,饱餐一顿,改善生活的地方。所以顾客盈门,常常要等很久才能有座位。姑爹也象大家一样,站在用餐人的身后等座位。听表姐、表哥讲他们排队等座位的经过之后,祖父母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责备姑姑和姑爹说,家里做好了饭不吃,要跑到外面去排队。我想饭馆里的人若知道站在他们身后等座位的是正在为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大科学家,他们一定会把座位让给他的。姑爹爱听戏。他没时间排队买票,常常在开演之前到剧场门前等退票。由于他善于判断谁的手上有富余票并主动走上前去问人家:有富余票吗?故很少空手而返。姑爹爱看电影。大约从1978年开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政协礼堂为领导同志放两部电影,家属也可以去看。姑爹在北京时就坐公共汽车去看电影。散场后没有公共汽车了,他就让表姐、表哥用自行车带他回家。姑爹一家的生活很简单。他家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搬入三居室的住房。他和姑姑都忙于工作,而他的工作性质不允许他请保姆帮忙,他们家中的伙食就可想而知了。他和姑姑两人的月收入近四百元。在当时,对于四口之家来说,是很高的收入了。但他们常常煮挂面或用糕点当饭吃,被同事们戏称为“有钱的困难户”。文化大革命中,姑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还不到十五岁的表姐被送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去放马。奶奶对姑爹说,现在家里就剩下你们两个和尚头了,有空你们就回来吃饭。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姑爹和表哥在我祖父家吃过午饭后,姑爹可能挂记着工作,想带表哥早点回家。表哥说,我不跟你回去,回去又是稀饭酱豆腐,我要在姥姥家吃完晚饭再走。奶奶听到后心里很不好受。姑爹年轻时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年纪大了,就改坐公共汽车。如果需要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他就买一张公共汽车月票。我见到他坐九院小汽车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家中除了书架、桌子和床没有什么摆设。现在还在用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为接待从美国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博士从九院借的。

  1985年8月,姑爹被确诊为直肠癌并立即进行了手术。张爱萍将军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四、五个小时,等候手术结果,这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经过对手术切除的淋巴结及组织的检验,都发现了癌细胞转移。广泛的淋巴扫除和直肠改道手术使姑爹十分痛苦。1986年1月我祖父因病入院,姑爹到医院看望他,我看到姑爹要垫一个橡皮圈才能坐下,心里十分难过。术后的伤口和癌细胞的侵蚀常常使姑爹痛得满身大汗、低声呻吟。化疗使他的身体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姑爹去世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挥泪写下了‘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的诗句和“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题词。赵紫阳总理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追悼会。当他询问我姑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姑姑说,请总理派个医疗队给基地的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1996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五周年前夕,《光明日报》社国内部韩秀琪主任来家中采访我父亲、姑姑、我祖父的秘书于永水和我,他想通过我们一家两代知识分子为党的事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生死以之,奉献一生的事迹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姑姑回忆起姑爹在担任九院理论组长之前的生活时说:那时稼先工作很顺利,也很有成绩,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末他们总是带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可以想象姑姑描绘的是一幅多么安逸、恬静、舒适、愉快的生活画面。当时姑爹的事业如日中天,若不承担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方面的著名学者,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他如果象奥本海默那样,在研制成功原子弹之后功成身退,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去当所长,从事一般科研工作,不继续研制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他也不会英年早逝。秀琪同志问我姑姑,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略微停顿了一下,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说,他会的。祖国把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交给了他,他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够如此地被祖国信任,又能够如此地报效祖国,是多么难得啊!

  姑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被人家落下。1996年7月29日,党和国家选择邓稼先逝世十周年这个日子进行我国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表达了大家对这位两弹元勋的深切怀念。杨振宁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逛腑鍥界殑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