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4年6月）

　　今年6月24日是我们敬爱的老院长邓稼先院士诞辰80周年纪念日。老邓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院事业做到鞠躬尽瘁。他不仅是核武器事业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他逝世十周年时，我和于敏、胡仁宇同志一起，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叙述了老邓对核武器事业功绩；今天我想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角度，回忆几段往事，以寄托我对这位良师益友永远的怀念。

　　1958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工作，从此，我与国防尖端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老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是他手把手地领我进入科学的大门，是他教我如何正确地投入到九院的集体，如何迅速地融化在这个集体中。在他的率领下，我们一起渡过了创业初期艰难的岁月，经历了工作中很多困难和挫折，也共享了多次成功和胜利的喜悦。

　　我属于分配到九院工作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和朱建士、蔡蔚一起去报到时，看到办公室里连老邓一共只有3个人。这一年前后一共来了10几个人，就构成了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室。由于保密的原因，他没有给我们讲工作性质，只交待读几本书。第一本要读的书就是库浪特和弗里特里希合著的“超声速流和冲击波”，当时全国只有一本俄文译本，是钱三强先生从苏联带回国的。我们就自己动手，把这本书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学习。学完一章，老邓就组织讨论，有时他主讲，有时别人主讲，大家都可以七嘴八舌，真是一派互教互学、教学相长的景象。老邓亲自培育的这种气氛和稍后的“九次计算”大讨论，为九院学术民主风气的树立，开了一个好头。

　　这一届大学生，外语水平普遍较低，阅读文献有较大困难。老邓的英语水平当然不在话下，经常帮大家解读难点，就是俄语，以他几个月速成班的优秀成绩和自学的努力，也给大家不少帮助和指导。

　　创业初期，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所里没有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和图书都得向科学院和大学的图书馆去借阅。我们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老邓就带着我们去各个图书馆，教我们如何查文献，如何办借阅手续，他还亲自去打通关系，允许我们可以进入书库自己去找书。

　　建院初期，生活条件很差，办公室和宿舍没有暖气。白天冻得实在无法工作学习下去，大家就到附近的副食店里火炉旁去取暖，等暖和一些后，继续回办公室工作。老邓是第一位来我院工作具有高级职称的科学家，但他的办公室和我们的一样的冷，冻得受不了时，他也和我们一起去取暖，偶尔还讲几句幽默的话把大家逗乐。看到老邓都如此乐观地对待艰苦，我们年轻人还说什么呢！

　　晚上，一般要工作到深夜才回宿舍。老邓家住北医家属区，有一次骑车回家，被人撞了一下，翻到路旁的水沟里。从此，我们几个年青人就轮流在深夜陪他回家，还帮他翻越家属区外有铁丝网的木围栏，再把自行车递过去。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所里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这个小组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我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为了理论上有充分的武装，老邓和光召分别给我们组吃“小灶”，每星期给我们讲课2－3次。1963年的冬天，我和几位同志来到221厂，与先前来厂的同志会合。从此，我有将近4年多的时间在实验基地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实验和生产现场。在这其间，老邓和光召也经常来实验基地看望我们，给大家不少鼓励和业务上的指导。这些经历对于我们丰富和完善原子弹的公差设计和聚焦理论方面有很大帮助，也对后来克服由于武器小型化带来某一关键技术上出现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科研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主持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时，曾出过一个技术问题，其实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是不难改进的。但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实验基地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之中。军管会领导蓄意把技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查询参与实验的人员中是否有“516”分子，为此还搞了“学习班”，把有关的科技人员集中起来，人人检查。

　　当时，老邓和于敏同志都被请进了学习班，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巨大政治压力，军管领导逼着他们承认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这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拒绝。他们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给我们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也免使科研工作走上歧途。对于我个人来说，由于邓、于两位主动承担责任，使我减轻了不少压力。学习班结束之后，我随于敏同志参加实验工作队。大家在困难的条件下，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并且改进了设计方案。经过几轮爆轰实验的考核，最后顺利地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

　　老邓给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很多很多。他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但是他作为我良师益友的形象，将永存在我心中。